亚洲经济蓬勃发展，富豪人数随之增加，与此同时，亚洲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生存底线以下，慈善事业在亚洲的发展挑战不再只是筹得更多善款，而是如何“聪明”地使用善款，通过创新方法发挥更大社会影响力。
据《联合早报》网站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亚洲社会企业与慈善事业中心前天举办研讨会，与新加坡及海外慈善事业相关人士和学者探讨如何通过创新方法发展本区域的慈善事业。
主持研讨会的是国大亚洲社会企业与慈善事业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罗伯·约翰博士。他说，人们一说到慈善，最直接的联系就是筹钱，善款“有去无回”，没有回报；如今，慈善事业发展进步、多元，慈善机构设法使用各种“工具”，达到长期的社会改变的目的。
慈善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hy）、社会效应投资基金（impact investing fund）这些在欧美兴起的慈善金融模式已在亚洲萌生；也有更多基金会推行“策略慈善”，在有明确目标的前提下，融合创业精神、善心和热心，推行慈善项目和计划。
他特别称赞新加坡社会基金会（The Community Foundation of Singapore）、连氏基金会、赛马博彩管理局（Tote Board）在策略慈善方面表现出色。
罗伯·约翰博士在他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访问了来自12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40名慈善机构，深入了解他们的慈善动力。他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慷慨”社会，有健康的慈善环境和态度，而且新加坡每六户家庭中就有一户拥有百万资产，让新加坡更加“特别”。
他说，新加坡的慈善挑战是定义慈善的目的以及范围，多少用于国内，多少用于区域和以外。新加坡也应在区域内推行慈善机构的监管和提高透明度方面，扮演领导角色。
根据凯捷顾问公司（Capgemini）和加拿大皇家银行财富管理（RBC Wealth Management）去年发布的报告，亚太区拥有至少100万美金可投资财富的富豪人数在增加中，前年增加了1.6％至337万人，首次超越北美洲，成为全球聚集最多富豪的地区。
尽管如此，由美国富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发起捐赠誓言（The Giving Pledge）运动，即捐出一半的财富用作慈善事业，在亚洲却无法引起共鸣。
对此，罗伯·约翰博士说，行善对美国富豪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亚洲人对财富的看法不同，很多富豪是代致富者，他们想把财富传给后代，很多也抱有“树大招风”的想法，不想人们知道财富的积累方式。另一方面，亚洲是否有足够的能够善用捐款的优秀公益机构也是因素之一。
他建议，亚洲不应照搬同样的模式，应找出适合这个文化环境的类似模式，鼓励富豪行善。
罗伯·约翰博士新加坡的慈善挑战是定义慈善的目的以及范围，多少用于国内，多少用于区域和以外。新加坡也应在区域内推行慈善机构的监管和提高透明度方面，扮演领导角色。
